明鏡記者陳弘／到底應該怎樣看待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如何理解重慶模式，已經成為解讀當今中國大勢的一個焦點問題。可以不誇張地說，中國精英階層圍繞重慶模式的爭論和政治博弈，將不僅決定重慶模式的命運，還將決定中國模式的命運。最近一篇萬言長文《重慶模式如成中國模式，是災難》在中共高官中流傳，文章作者羅小朋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高層經濟改革政策的智囊人物，後在美國獲經濟學博士。這位經濟學家出身中共高幹家庭，其父羅朋是一九三八年參加中共的老幹部，羅朋從公安部下放江西擔任修配廠革委主任時，鄧小平被下放到該廠當工人，因保護鄧小平而獲鄧家尊重。
有中共高級官員對明鏡網說，羅小朋這篇文章是迄今為止封薄熙來重慶所作所為剖析最為到位的 。羅小朋這篇文章最早發表在《大事件》第三期上，後又收錄入《薄熙來破局》一書。 (博讯 boxun.com)
羅小朋在文章中指出，任何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有偶然性。如果薄熙來沒有被派到重慶，就不會有重慶模式。但是，重慶模式產生的大背景是，中國畸形的經濟增長模式和中央當權者堅決不作為的治國方式，已經導致了全面的社會危機。這種危機遲早會轉化為政治危機，而薄熙來這樣一個具有特殊政治能量的人物來到重慶，為這個轉化造就了特殊的機遇。薄熙來顯然並沒有帶著某種事先想好的方案來重慶主政。他像世界上多數想有作為的政治家一樣，既有政治野心，也有作一番事業的雄心。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和雄心，他敢做好事，也敢做壞事。歷史把這樣一個政治人物安排到了中國各種矛盾最突出的重慶地區，打破了中國政治的僵局，也打破了中國改革的僵局。重慶模式就是這打破這兩大僵局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重慶模式的出現對中國是一個積極的現象。
重慶模式最引人之處，首先是薄熙來敢想敢幹的精神，你可以不贊同他的理念和做法，但你沒有道理不讚揚這種精神。中國的政治和改革早已失去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活力和想像力。薄熙來“唱紅打黑”，攪動了中國沉悶的政治空氣，也開始重新激發中國精英的思維力和想像力。薄熙來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本事？要講清楚這個問題還真不大容易。
羅小朋指出，薄熙來擁有特殊的政治資源和個人魅力，這是人所共知的，但為什麼此時此地的薄熙來，而非彼時彼地的薄熙來能夠弄出這麼大的名堂呢？在天時方面，不難理解的是，胡錦濤多年不作為，給太子黨上臺創造了機會。薄熙來不僅有家世背景，而且兼具政治局委員和直轄市書記的封疆大吏身份，他看到了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搏擊上位的機會。中央集權的中國政治遊戲，封疆大吏要想再上一層樓，進入最高決策的小圈子，有兩種路數，一種是揣摸上面的意旨，做好“政績”文章，另一種就是判斷天下大勢，按照自己的理念，做“政治”文章，以影響中央的權力格局和執政理念，為自己創造機會。過去的薄熙來和眾多地方大員一樣，主要做的是“政績”文章。而這一次他主政重慶，做的是“政治”文章，做政治文章無疑是有風險的賭博，沒有大危機大變局的背景，一般不會有人這樣做。
羅小朋對這個問題的基本判斷是，如果把重慶模式作為一個地方性的治理和發展模式而不是未來的全國模式，不僅重慶模式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而且中國文明也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而如果重慶模式果真成為未來的中國模式，那就不僅是中國的災難，也很可能是世界的災難。這個判斷是基於這樣一個基本的假設，沒有地方自治，就不會有社會自治，而沒有社會的自治就不可能建立一種既平等又自由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重慶模式潛在的重大積極意義就在於，它可以成為中國走向地方和社會自治的一個新起點，而重慶模式的一個潛在的重大危險就是它也可以在重建社會平等和社會保障的名義下，成為中國人全面失去從改革開放中獲得的各種自由的一個轉捩點。
羅小朋指出，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薄熙來或者其他當權人物的主觀動機和意圖，而在於無法抗拒的客觀邏輯。理解這個邏輯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只有發展地方自治，才可能建設社會自治，為什麼沒有社會自治，就不可能兼得自由和平等，而且，沒有社會自治的最終結果必然是為了維繫基本的社會秩序，只好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就像改革之前的中國那樣。
明鏡網將連載《重慶模式如成中國模式，是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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