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关于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空想

试图在花盆里种果树的游戏 严家伟 2011-8-4 在今天中国一党独裁专制下，民主政治连“八”字都还没一撇、甚至是禁区的情况下，“民主社会主义”再谈得天花乱坠，也不过就是当年“共产主义美好远景”的翻版而已。不过是想在一党独裁的“猪圈”里寻千里马，想在权贵资本的“花盆”里种果树一样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自从已故的谢韬老先生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上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后，中国某些知识份子对此十分赞赏。甚至认为这就是当今中国唯—的前途与出路。某些皓首穷经的“救党”专家，更是钻进故纸堆，拿出放大镜，去寻找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先生怎么说的，晚年的恩格斯先生又有什么九十几个字的论断等等，等等。 但他们却很少去触及当今中国大陆严酷的现实。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与中国当今的现实情景是严重脱节的，甚至有时令人感到只是一些文字与名词的游戏而已。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但内涵模糊，而且外延不清。有的甚至纯系空想。这些东西原先本是马、恩等人在一百多年前根据他对当时某些社会现象—鳞半爪的片面观察，再参考了别人，例如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年)以及傅立叶(1772～1837年)等人的作品，然后“卡尔先生”东抄一截，西用—段，闭门造车搞出来的—套半抄袭、半“创新”的“假说”。其中谬误多多，早为人知。 例如将“劳动”简单地定义为干体力活，于是管理人员，乃至科技人员，流通领域的人都成了“剥削阶级”。又如“剩余价值”论，按马克思的说法，似乎工人创造的价值，除成本外，“剩余”部份必须实行“三光”（吃光、分光、用光）政策。否则就是资本家“剥削”的“罪恶”。由此可见是一些十分片面、混乱、谬误的立论。 因此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根本引不起当时主流舆论的注意。绝顶聪明的恩格斯便采取了一种现在中国大陆叫作“炒作”，台湾人叫作“贱招”的方法来吸引人们的眼球。恩格斯用各种化名在当时报纸上撰文大骂《资本论》，接着又用另—些化名，对大骂者进行反骂。双方骂得烽烟滚滚，热火朝天，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注目。 这些事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一本名叫《恩格斯传》上透露出来的。幸好当时的英国没有“中宣部”，否则这些涉及“改变社会制度”乃至“颠覆国家政权”的敏感事儿，还敢公开进行辩论，那肯定—声令下，全部“屏蔽”，予以“和谐”，不就通通完了？！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圣经《资本论》诞生时的惨淡景象。 后来，列宁等人在俄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国的混乱局面，用阴谋加武装暴动的方式“乱中夺权”，建成了—个既专制独裁又政教合一的政府。从此“资本主义”就成了一切实行民主宪政、承认个人自由、人权，允许财产私有、允许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的国家的“恶谥”了。 而与此相反，实行一党独载、实行寡头乃至个人专权，一切财产归党有（党的官员所有）、政府以行政权力管制市场、一切生产与生活资料强制实行“计划分配”的，便冠以“社会主义”的美名。到了毛泽东人民公社年代，更搞起了什么“吃饭不要钱”，喝大锅清水汤，刮“共产风”，搞“穷过渡”这样的“社会主义”。 而红色高棉，更干脆消灭城市人口，取消货币流通，从肉体上消灭一切知识人的反人类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这个“社会主义”可能比变形金刚还更令人难以捉摸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这一切完全破产以后，我们的邓小平“总设计师”为了收拾残局，又用政治上保持—党独裁专制（即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引进一些自由市场经济的因素，以“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为指导方针，搞成了一个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就是政治上极少数人专权独裁，经济上由权贵集团加以垄断的一种畸型社会。 由此可见，在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由共产党—党专权的国家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经济学或社会科学上的学术词汇，而是被权力“异化”为一种特殊的党文化概念。它们或被“改造”，或被包装，或被神圣化，或被妖魔化。被神圣化的给戴上光环，喷上香水，被妖魔化的给烙上恶印，泼上大粪。 所以只要—提“资本主义”，就意味着腐朽、罪恶、黑暗、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甚至艾滋病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而一提“社会主义”，则意味着伟大、神圣、光明，人民都无比幸福，甚至“天”都是“明朗的天”。 而且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讲。这种陈腐的党文化概念，虽然现在还真正相信它这一套的人，可能比大熊猫都还“珍稀”难觅。以至权贵们的衙内、格格们，都纷纷“弃明投暗”，跳入“资本主义”的“火坑”。但在官方的政治语境里，这一套歪理邪说仍有雷打不动的地位。 在这样的政治现实语境中“企图复辟资本主义”都可以入罪，而“煽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也可判刑。若再去谈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简直不识时务，唐突“圣贤”。人家的“社会主义”早已是天下第—美人了，还有必要再让你去“美容”，在“社会主义”前冠以“民主”二字吗？那么被当今中国—些人吹得云遮雾罩的“民主社会主义”，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其实就是一种主张在民主宪政的体制里，进行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良措施。主要是抑制资本与财富的过度集中，加强社会福利的保障等。目前主要在瑞典等少数北欧国家取得了某些成就。由此不难看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或者前提就是先要建立起一个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权（也就是党文化界定的“资本主义制度”）。 再说得具体点就是要有议会和可以自由参选的各个政党，而非一党独裁。通过全民投票而组成民选的政府。与此配套的当然还有新闻及言论自由，保障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充分尊重民众的人权及政治权利等等。只有在这种民主社会的框架内才可以要求国家提供更好的福利保障，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抑制暴富，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从而建成一个所谓福利型的国家。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更确切地说就是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更偏重于加强调节分配和民众的福利保障的—种政策。其基础仍然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民主宪政。也就是党文化界定的“资本主义社会”。 只不过在经济政策上倾向于提高民众福利保障而已。和党文化概念中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两码事。二者既不能兼容，也不能“和平长入”对方的机体中。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一党独裁的专制国家里。 因为一个一党专权的政府，它要谋求的就是他们这个专权的政治集团的特殊利益。因而它必须要永远“领导”这个国家。既没有任期的限制，更不许任何人质疑，否则，你就是“煽动颠覆”，罪不可赦。它的党魁就是当然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乃至全民的领袖。一句话，一切由它一党做主，甚至一人做主。 根本无“民主”这个“要件”，只有“党主”的“原则”。连民主都根本不存在，还谈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至于所谓“社会主义”那也是由权贵们随心所欲加以定义的。他们—方面否定私有制，甚至信誓旦旦宣称“决不搞私有化”，实则权贵们则大搞特搞。 一个个的行业，一个个的部门都由他们垄断，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铁路，电力、金融、信贷……名为“国有”实则都是权贵资本所控制。至于一家家工厂，一个个企业，更是以所谓“改制”之名，便轻而易举地收入官员领导的囊中，昔日的党委书记，厂长，摇身一变就成了总裁，董事长，总经理，根本不需要任何“原始积累”就成了不叫资本家的资本家。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经济结构下，要去要求它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要求提高对民众的福利保障，无异从权贵们身上割肉，口中夺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当今中国的现实情况，更充分证明，在政治上一党独裁，经济上由权贵资本主宰的情况下，任何希望财富的再分配，或向福利型社会转型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不妨来看看，2009年中国人均薪资收入占GDP比例已由2008年的12%下降为8%，不增反降，比非洲还低，“卫冕”世界最差，再创地球新低。 2010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二，而同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日本人的十分之一，排名世界第127名。再看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DP的比例为5.1%；发达国家为5.3%；撒哈拉的南非国家为4.6%；印度为3.5%；最不发达国家为3.3%；中国仅为2.3%；再创世界新低，成为世界上投入最少的国家。 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再发展，GDP再上几个新台阶，权贵资本也不会去主动“减肥”，普通民众也照样只能挣扎在温饱线上。在如此严酷的现实面前，还去希望这个政府进行什么“财富再分配”，构建福利型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无异于与虎谋皮。 文革中红卫兵办的小报上有句骂人的“诗句”曰“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而在今天中国一党独裁专制下，民主政治连“八”字都还没一撇、甚至是禁区的情况下，“民主社会主义”再谈得天花乱坠，也不过就是当年“共产主义美好远景”的翻版而已。不过是想在一党独裁的“猪圈”里去寻千里马，想在权贵资本的“花盆”里去种果树一样的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