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镇反中制造了旷古未有的冤假错案，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网络图片）
朱迈先是现代文学家朱自清先生的长子，朱自清曾在他的散文名篇《给亡妇》中这样提到他：“迈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一个头。”或许受父亲熏陶，朱迈先也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但他没有沿着文学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受中共虚假理论蛊惑，早早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抗战期间，朱迈先受中共指派加入国民党军队，参加了桂南会战等。国共内战期间，他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背叛国民政府成功，之后在一所中学任教。然而，这样一个对中共忠心耿耿之人，却在1951年11月中共掀起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宁县法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仅33岁，身后留下了三个幼小的孩子。
1984年，朱迈先冤死一案被认定为是错判，中共政府为其恢复了名誉。而事实上，在当年那场运动中，类似朱迈先被冤死的人并非少数，不仅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而且那些曾接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比如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 “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200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
再如国民党的一些著名叛将，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因“起义、投诚”而参加中共军队者，其中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二点二万人，而他们中一大批曾参与了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
显然，中共在镇反中制造了旷古未有的冤假错案。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1953年，公安部长罗瑞卿曾说“镇反的缺点和错误，最突出的是存在着乱捕、乱压、刑设逼供、夸大和造假案”。 而上述“错误”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都并不罕见。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1957年2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称：“1950年至1952年杀了70万，以后三年又杀了不到8万人。”毛坚持在对镇反运动的评价上“根本没有错”，并拒绝甄别平反。
直到八十年代，中共才终于部分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分起义投诚人员”这样一个事实。
为何中共当年要发动“镇反运动”？要知道，中共在建政前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动的镇压。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的约为二百万人，另有特务份子六十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六十万人，共三百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以往的运动中被关、被管或被杀。
中国旅美历史学者辛灏年先生认为，除了源于中共嗜杀的本性外，中共建政后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经济上的困难使人民生活困顿，使中共为了转移视线，决定掀起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再次下发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断言“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上发生了严重的右倾偏向，以致还有大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要求各地“当杀者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上述“反革命”的总人数已被严重夸大，加之中共还要纠正右倾偏向，所以，在正式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前，就已经制造了大量的冤杀和枉杀。
而中共镇压的“反革命” 大多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什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清楚，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基层没有半点实力，留着他们无害。反之，基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这一阶层非杀不可。
1951年1月30日，毛泽东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杀人较多的地区应停一下以便总结经验”外，又指示“其他杀得不够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 2月21日，中共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份子条例》，该条例将死刑扩大到了十数行，量刑的标准无谱，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遂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狂潮。有些国民党时期的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徒刑或者三年、五年劳改，但此时却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
配合中共中央关于“没收反革命份子”财产的通知，中共大肆掠夺，在政治和财政两个方面均达到了目的，从而使得人民从此再也不敢有非共之想和非共之为。
镇反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加强了中共的极权统治，也使中国人在经历了土改和镇反运动后，开始对中共的统治噤若寒蝉。
1984年，朱迈先冤死一案被认定为是错判，中共政府为其恢复了名誉。而事实上，在当年那场运动中，类似朱迈先被冤死的人并非少数，不仅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而且那些曾接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比如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 “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200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
再如国民党的一些著名叛将，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因“起义、投诚”而参加中共军队者，其中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二点二万人，而他们中一大批曾参与了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
显然，中共在镇反中制造了旷古未有的冤假错案。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1953年，公安部长罗瑞卿曾说“镇反的缺点和错误，最突出的是存在着乱捕、乱压、刑设逼供、夸大和造假案”。 而上述“错误”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都并不罕见。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1957年2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称：“1950年至1952年杀了70万，以后三年又杀了不到8万人。”毛坚持在对镇反运动的评价上“根本没有错”，并拒绝甄别平反。
直到八十年代，中共才终于部分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分起义投诚人员”这样一个事实。
为何中共当年要发动“镇反运动”？要知道，中共在建政前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动的镇压。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的约为二百万人，另有特务份子六十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六十万人，共三百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以往的运动中被关、被管或被杀。
中国旅美历史学者辛灏年先生认为，除了源于中共嗜杀的本性外，中共建政后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经济上的困难使人民生活困顿，使中共为了转移视线，决定掀起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再次下发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断言“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上发生了严重的右倾偏向，以致还有大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要求各地“当杀者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上述“反革命”的总人数已被严重夸大，加之中共还要纠正右倾偏向，所以，在正式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前，就已经制造了大量的冤杀和枉杀。
而中共镇压的“反革命” 大多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什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清楚，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基层没有半点实力，留着他们无害。反之，基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这一阶层非杀不可。
1951年1月30日，毛泽东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杀人较多的地区应停一下以便总结经验”外，又指示“其他杀得不够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 2月21日，中共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份子条例》，该条例将死刑扩大到了十数行，量刑的标准无谱，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遂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狂潮。有些国民党时期的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徒刑或者三年、五年劳改，但此时却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
配合中共中央关于“没收反革命份子”财产的通知，中共大肆掠夺，在政治和财政两个方面均达到了目的，从而使得人民从此再也不敢有非共之想和非共之为。
镇反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加强了中共的极权统治，也使中国人在经历了土改和镇反运动后，开始对中共的统治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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