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王容芬女士，您就讲讲您经历的1966年8月18日那天吧。
王容芬：我先想说，最近伦敦发生的持续骚乱，让我想起了45年前的"8·18"。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在凤凰卫视作客访谈节目时候，回忆那天说，当天广场上有人捡着不少金条。广场上没有资本家的子女，那些金条都是红卫兵从资本家那抢来的。他们欢呼跳跃的时候，金条从衣服兜里掉到地上了。由此可见，红卫兵不仅是暴力分子，还是刑事犯罪分子。
德国之声：那天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王容芬：45年前的"8·18"，是一场反人类的示威。执政党中央军委两个主席接见在北京的100万红卫兵暴力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这场"暴力秀"里有三个角色：毛泽东、林彪和红卫兵。我虽然不是红卫兵，但我也在广场上。
这次活动的中心内容是林彪讲话。讲话一开头，他就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宣布支持红八月暴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作了现场直播。所以广场上好多大喇叭。林彪声嘶力竭的讲话 -他也是个病人，好像服了兴奋剂似的- 就从多个大喇叭一起放出来，听着就像好多流氓打群架一样，那天的气氛就很不对头的。
毛泽东那天言行不多，但他是总策划，所以非常重要。第一是，他那天突然穿上了军装。军装是临时找的，他那么胖，没有合适他身材的，找来最大号的，还绑得身上似的。他穿军装是突出了他是军委主席的身份。毛泽东那天是国家暴力的代表。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献上红卫兵袖标，他戴上后说了三个字"要武嘛"。在百万人齐呼"万岁"的浪潮里，毛泽东抬起带着袖标的那只手臂，说"红卫兵万岁"。这一天，他把国家暴力和人民暴力就接到一起，向8亿中国人宣了战！
再说红卫兵的角色。那天主席台上、广场上几乎都穿军装。红卫兵的武器是带钉头的皮带。给毛泽东献袖标的宋彬彬当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三个头目之一，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在"8·18"之前，8月5号，用钉头皮带活活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8·18"之后，宋彬彬本人改名宋要武，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叫"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角色是红卫兵代表，恐怖分子头目。宋彬彬们"奉旨""要武"后，一场杀人游戏就开始了。
那时候公检法还没被砸烂。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从8月20日到9月底40天里，被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师有 1772人，就是每天44个人（哽咽）...死在红卫兵皮带下。最残酷的暴力集中在其所高干子女所在的中学，包括宋彬彬、刘婷婷、邓榕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薄熙来所在的北京四中，美国红卫兵卡玛所在的101中。还有我的母校北外附中，本来是凭分录取，后来沦为外交部子弟学校，在红八月里，有3名教过我的老师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哽咽）
德国之声：王女士，我能感觉到您今天说起当年的事还很激动。不过我还是想再回到"8·18"那天，我想知道，您不是红卫兵，怎么也到了广场？
王容芬：这个事情很复杂，我倒霉是倒霉在刘少奇手里。他派工作组下来整人来了，我才知道上当了。我们响应号召，给党委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反动学生。我的名字被打上三个红叉贴在路上，我去食堂吃饭要踩着自己的名字进入，就这么整我们。文革不是整学生，但就因为我们说了几句不满教育改革的话，就成了反动学生。结果呢，毛泽东给反动学生平了反，我就被派到天安门去了。
德国之声：据说，您是因为看到当天的情景，让您想到大学期间看的反映德国纳粹时候的电影，所以才让您做出了之后上书毛泽东的决定？
王容芬：从广场回来后我就感到，一丘之貉，全不是好东西！刘少奇也坏，毛泽东也坏。当时社会上的整人、打砸抢现象，人都想疯了一样。"8·18"之后，我知道暴力的根源在哪了，就是军委两个主席，所以我给毛泽东写信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国引到哪里去？"
德国之声：您当时才19岁，就敢给毛泽东写信，还宣布退团，哪来这么大勇气？
王容芬：什么勇气不勇气啊，本来那些政治家们该出来说话，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我当时就是犯傻呗。
德国之声：您还选择了服毒自杀？
王容芬：我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何必受他们那份耻辱去。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自焚，不然我就到天安门广场烧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了，我就是往苏联大使馆走，我想可能是门卫报了警。我醒来的时候就在公安医院，当时就有外语学院的人来看我。外语学院当时是外交部直接领导。我出事以后，先是外交部派人来看我。他们当时也是几派斗得很凶，生怕给自己找麻烦。他们觉得外语学院出了我这么一个死反革命，当时他们都害怕极了。
德国之声：那个疯狂的年代，有些人犯了所谓的一些不尊重毛泽东的错误，现在看来可能都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小事，但这些人却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请原谅我的好奇，我想问，您当年的所作所为，怎么逃过了被判死刑这一劫呢？
王容芬：就是因为我的话说的太绝了，他们就非要知道我幕后的"黑手"是谁？每次审讯都问这个问题，48小时审讯轮班转，不许我睡觉。审问我就是要知道是谁影响了我？就这么折腾了我多少年，让我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都写出来，说谁影响我？我的精神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写了个拉赫美托夫。他们问这个人怎么影响我了？我说，他还影响列宁了呢。这一下，他们给我手铐脚镣都戴上了，说我戏弄他们。后来进监狱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把我转到山西，再后来就顾不上我了，没人管我了。
德国之声：您在监狱里呆了10年，您怎么度过的这段日子？您能读书看报，有机会获得点信息么？
王容芬：看报都是以前的，狱卒子看剩下的报纸，一个牢房一个牢房轮，轮到你这可能是一个月前的报纸。我妈不知道怎么给我送进一本《资本论第二卷》，那本书我是看烂了。我是被上的背铐，所以吃东西都没法吃，扔一个高粱面的窝头，我就在地上啃，跟狗似的。就算是狗还有四个爪，人没有手怎么办呀，而且我是手背在后面，麻木的感觉难受极了。我也是傻，就当作是锻炼意志，用舌头舔着翻书看。看来看去，我明白了，这简直是笔"糊涂账"，怎么剩余价值就是剥削了？所以我知道他们这个革命根本就建立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上了。
德国之声：后来给您平反了，您还进了社科院成了研究员。
王容芬：还是高级研究员呢。平反也没彻底平反。因为"反毛泽东"这条不能平凡，留了个很大的尾巴。不过社会上谁都明白。当时社科院招人，我就拿了一篇批判资本论的论文去应招，费孝通领导的社会学所就要了我了。
德国之声：您怎么接受的这个从监狱到出狱平反开始新生活这个过渡？
王容芬：我觉得我比外面的人的坎坷还要少一点。我在监狱里，就一份《人民日报》可以看，我每天是把报纸所有的内容都用德语翻译一遍，每天如此，所以我的德语水平没有问题。监狱里没有自由，但是时间是你的，思想是自由的。在外面不行，你不斗别人，别人斗你。
德国之声："8·18"过去45年了，每年这一天对您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么？
王容芬：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是个暴力恐怖的日子。德国有个"水晶之夜"，是纪念纳粹砸犹太人店铺之后开始种族屠杀的日子。中国如果能把8月18日定为"国耻日"，我就知足了。
德国之声：您觉得有这个可能么？
王容芬：有这个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中国现在成为经济大国了，但在人权上还很落后，至今拒绝签署《罗马公约》，太落后了，柬埔寨都签字了。柬埔寨那时候红色高棉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学生都接受了，学生都被押上法庭了，你这个老师怎么就不能接受呢？
王容芬：旅德社会学家，从事马克斯·韦伯研究及译介。1966年，文革初期的血雨腥风以及个人崇拜令当时正在北京读大学的王容芬深恶痛绝。于是她致函正处在权力巅峰的毛泽东，要求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为此，王容芬遭受了10余年牢狱之苦。
王容芬博士认为，八一八实际上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整个世界恐怖、暴力活动的一个重要起源。“这不但扰乱了全国，而且扰乱了世界，它输出革命。当时在北京外文局集结了一批全世界的所谓外籍的专家，他们翻译毛泽东的语录，把这翻成外文，用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去，那时候没有网络，到八一八的红卫兵暴力行动走向世界的时候噎到了一九六八年了。
那时候在德国出席那了一批六八年人。拿着小红书，德文版的上街游行示威，上街扔石头。还有一批人，直接就称自己是红卫兵，原文其实是‘红卫兵分部’（RAF，Rote Armee Fraktion），后来由德文翻成中文却成了‘红军旅’。这个红卫兵分部就是一个纯粹的暴力恐怖组织。他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名单去杀人，去杀政要，杀经济界的银行行长，杀检查院院长，雇主协会会长，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杀人，这就是德国的红卫兵干的事。所以八一八是中国暴力的根源，八一八也是从那以后世界暴力的根源，那些毛分子，那些马列主义分子，那些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红色高棉，把人头骨头堆成墙。”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专车曾突然抛锚（1966-8-31）中间林彪后面是毛泽东的脸
1966年8月18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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