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教会敢问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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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在监视守望教会教徒活动(资料照片)

4个月来，北京非官方教会守望教会继续和中国政府对峙，观察人士表示，中国僵化的宗教政策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解决守望事件的途径在哪里？政府应该如何解决和中国非官方教会间日益升温的矛盾？

守望教会自今年4月10号失去室内敬拜场所以来，连续十多个星期试图在户外集会而导致教友不断被拘留扣押，而教会领导人则处于24小时的软禁下。中国官方媒体指责守望教会试图把自己政治化。4月，《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守望教会用“宗教自由”打擦边球，试图通过对抗实现自己的要求。

*政府担心的是宗教发动群众的力量*

长期研究中国基督教的美国汉诺威学院历史系教授连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对宗教的控制早在北魏时就开始了，不过，历代统治当局担心的不是宗教的内容，而是宗教的影响力。他说：“政府担心的当然是宗教的组织和人员，就是广大群众的力量，宗教具备这样的能量；而且基督教组织非常有效、灵活，政府会把它看作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连曦表示，守望教会和政府的这种对峙局面在短期内不会结束，因为宗教必须纳入统治当局所能控制的范围内，这个传统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很难想象政府会因为守望教会而马上改变其宗教思维和宗教政策；更何况中国宗教种类众多，一旦政府对守望教会开了绿灯，如果新疆的穆斯林也向政府提出类似的诉求，政府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中国宗教政策过于僵化*

观察人士提出，中国的宗教政策几十年来没有改变，在处理诸如最近20年来越发兴盛的非官方教会等问题时采取一刀切、而非灵活处理的方式。美国的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牧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我觉得中国政府的做法还是沿用了50年代旧的宗教管理的思路和方式，采取的还是国家垄断宗教一切事务，包括竟然提出来要守望把主任牧师和教会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解散，然后由政府来接收，这样才允许他们回到室内聚会。”

傅希秋牧师指出，守望的信徒们包括金天明牧师决心很大，从他们第一天走向户外崇拜时就准备好行囊，随时准备入狱。傅希秋认为，中国的信徒不会为中国政府的抓捕、打压或酷刑所吓倒，他们只能是力量越来越壮大，信仰越来越成熟。

连曦

汉诺威学院教授连曦

*政府可能采取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策略*

美国汉诺威学院的连曦教授表示，其实中国政府已经对解决守望事件的方案了然于心。他说：“如果守望教会能够化整为零，不以大规模方式出现，也许政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知道这是非法的，但只要它没有影响太大，规模不太大，就只好认了。”

连曦教授回顾了过去几年政府处理城市大型独立教会的案例，认为守望教会的前景并不很乐观。他说：“比如2009年上海的万邦教会，当时可能有1千人的教徒，后来很多人顶不住压力，就离开了。”

*重要的是教会和政府良性沟通*

杭州作家昝爱宗从基督徒的角度出发，提出守望应该加强和政府官员之间的交流，比如说邀请有关政府官员进教堂来听一次讲道，见证一次敬拜活动，让官员们知道基督徒是和平的信徒，没有任何违背法规的地方。昝爱宗说：“政府主要还是担心信徒要进行政治上的活动，官员认为这是不稳定的因素。如果让他们打消了这种思维，信徒不是来破坏稳定的，而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每个采访对象都不约而同提到中国政府的“三自”宗教政策。他们认为，要求非官方教会必须要加入政府承认的“三自爱国会”(“自治、自养、自传”)，这挑战着包括守望在内的很多非官方教会的底线，因为他们不想成为政府的一部分，也不想成为党的宗教事务的一部分，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个合法民间组织的名分。

中国宗教问题专家、美国普度大学的杨凤岗教授在其一篇关于守望教会事件与中国政教关系的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在“三自”之外登记而成为公开的教会，只有这样，才能开创新局面，建立新秩序，更好地构建一个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