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两列动车在温州附近发生追撞事件后，许多中国媒体及记者不顾中共禁令，大量报导这一事件及政府官员令人心寒及愤怒的处理方式，部份中国媒体真正扮演了应有的角色。曾在中国担任逾30年记者的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主任钱钢近日在香港电台（RTHK）发表的他对这一形势的看法，8月2日《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他的看法。
7月23日晚浙江温州两列动车发生追尾事件后，大陆媒体记者迅速报告了该事件。但仅过几个小时，记者们就接到中央宣传部、新闻办公室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该如何报导和报导什么的指令。许多记者被从事故现场召回，报纸和电视台记者被要求只报导正面的故事，避免对铁道部进行质疑。
然而仍有部份国有媒体采用强烈的措辞批评政府，最终导致中央电视台制片人王青雷被解雇。但是在7月29日，大陆对该事件的采访报导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媒体，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温州进行了广泛报导和评论。许多大陆报纸在头版中报导了普通中国人对此事件的悲伤和愤怒。
钱钢表示，大陆报业29日的报导水平和对中共当局的批评程度可以与香港媒体相提并论，甚至在报导深度上超过了香港媒体。例如，上海和广州的报纸爆料，中国高铁在信号系统存在缺陷。
然而这怎么可能？中共自1978年起到现在已经进行了30年的所谓开放政策。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少量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台，而且一切都受制于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控制。今天，中国媒体的数量已经无法计量，许多都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即使官方依然极力对媒体进行政治控制，但是自由空间还是大大增加了。
在此背景下，大陆媒体在报导7.23事件上能够有所突破，钱钢分析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要归功于微博（Microblog）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在动车上亲历事件的乘客们能够随后就通过微博发表动车坠毁的消息，比官方新华社的第一次相关报导至少快了40分钟。从这一点上，微博是推动真相、提出质疑、凝聚和动员公众最有效的媒体。尽管当局一直想控制微博平台上，但是这个独特的媒介要比电视等传统媒体难控制的多。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媒体工作者的持续专业化。在今天的中国，金钱和权力互相结合，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裙带资本主义。除了政治控制外，当局通常使用财政奖励和惩罚来控制媒体。不过，也有越来越多有理想的媒体专业人士勇于为公众利益发声。在强大的政府控制之下，他们捍卫着自己“不说假话”的底线，并抓住一切机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发声。
第三个因素也很重要：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一种求变的力量。7.23坠毁发生后，中宣部明确指示，境内媒体只能使用新华社发布的官方信息，但事实证明即使在新华社内部也有一些有理想的记者。在7月26日新华社发布的题为“7. 23事件是怎么发生的？”的新闻中，记者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
新华社的这篇报导在鼓励其它媒体在头版上大胆质疑事故发生原因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再加上，经常出演支持政治改革的温总理29日访问事故现场并直接回答受害家属的问题和疑虑，即刻抵消了中宣部先前的命令，进一步鼓励媒体对此事的报导，从而最终造成了7月29日成为大陆媒体前所未有开放的一天。
但是显然，这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上周五晚，中宣部命令所有新闻媒体，减少对7.23事件的报导，并威胁说，舆论在中国境内和国外开始变得复杂。于是，各媒体被迫在周五晚停止原来的印刷版面，周六的头版呈现出与以往一样的委婉。
但那时公民和媒体之间的联盟已经建立。7.23撞车后的第二天，一位中国记者在他的微博中写道：“中国，请您减慢你与卫星同速的步伐，等待一下你的人民，等待一下你的灵魂，等待一下你的道德，等待一下你的良心！我们不再需要火车的出轨，桥梁的崩溃，道路的陷阱，及房屋的倒塌。请放慢你的步伐，让每一个生命拥有自由和尊严。不要让任何人遭到时代的唾弃。让每个人能够平和地实现其目标。”
钱钢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发展的同时伴随着深刻的危机，但是其人民也逐渐地觉醒。在每个事件之后，媒体和人民通过抵制和斗争，一寸一寸地努力扩大其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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